货币政策委员会三大变化 央行关注要点浮现
“十四五”期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将下降，过度宽松的宏观刺激政策是“寅吃卯粮”。
国务院办公厅3月20日公布的《关于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称，国务院已同意蔡昉、王一鸣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继续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伟、马骏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
此次调整后，货币政策委员会金融专家将由刘世锦、蔡昉、王一鸣担任。
货币政策委员会中的金融专家任期一般为2年，此次“换班”为例行工作。但也呈现出一些新变化：
1.刘世锦是第二位两度入选货币政策委员会的金融专家，此前一位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2.自2010年金融专家扩容为三位后，10年间均有北大或清华的学者入选，此次货币政策委员会首次没有两所高校的学者入选。
3.三位“金融专家”研究偏向宏观问题，货币政策操作可能增加对中长期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潜在增长的关注。
蔡昉长期专注于人口研究，王一鸣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问题研究，刘世锦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换言之，三位委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金融专家”，而是更多从宏观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简言之，在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要求下，对货币政策的要求是，保持货币供应与潜在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换句话说，货币调控得先搞明白潜在经济增速是多少，然后才能更好地调控。但潜在增长率不是货币政策可以决定的增长，而是由人口、技术等决定，而三位正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综合来看，三位专家认为“十四五”期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将下降，过度宽松的宏观刺激政策是“寅吃卯粮”。政策建议上，供给侧需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需求侧需要扩大居民消费。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金融专家”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诞生于1997年7月，至今已经有超过20年的历史。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下称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是中国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
货币政策最终由国务院确定，货币政策委员会主要讨论货币政策事项并提出建议，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政策决定。当选委员后，他们必须参加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无法参加还需请假。比如去年四季度例会参会情况：
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易纲主持，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丁学东、邹加怡、刘国强、郭树清、易会满、潘功胜、田国立、刘世锦、马骏出席会议。连维良、陈雨露、宁吉喆、刘伟因公务请假。
那么，货币政策委员会由哪些人员构成？根据条例，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由下列单位的人员构成：央行行长；央行副行长二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一人；财政部副部长一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证监会；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二人；金融专家一人。
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委员会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这类委员是因为担任相关职务才进入货币政策委员会，比如一行两（三）会一局正职、财政部分管金融司的副部长、发改委分管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司的副主任。因此，当他们职务变更时，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自动调整。比如刘伟卸任财政部副部长后就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再比如2019年1月易会满担任证监会主席，当年4月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第二类是金融专家。根据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设金融专家一人。金融专家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从事金融研究工作10年以上；非国家公务员，并且不在任何营利性机构任职。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构成有助于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部门的沟通，又促进了经济金融界和理论界的融合，保证了决策的科学化，货币政策委员会因而成为观察中国金融的窗口。
这其中，金融专家尤其受到市场关注。因为他们不在体制内，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央行和市场沟通的职能。比如2020年1月央行降准后，市场都预计LPR会降，但最终LPR却保持不变。时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马骏解读称，很可能部分银行已经根据资金成本变化下调了自身报价，但尚未达到使LPR整体下调的阈值（新LPR采取向0.05%整数倍就近取整的计算方式）。
据记者梳理，货币政策委员会首任金融专家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达，他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截至目前，共有20人次金融专家入选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其中刘世锦、樊纲两次入选。
——从机构分布看，金融专家来源于清华大学、国研中心及发展研究基金会（后者由前者设立）最多，均为4人次；其次为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社科院，均为3人次；然后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分别为2人次、1人次。
——从2010年开始，金融专家扩大到三人，此后连续三届均有清华、北大的学者入选，而且均来自同一学院，清华来自经管学院，北大来自国家发展研究院。上一届北大并无学者入选，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人选。此次调整后，货币政策委员会已无高校学者。
——从2010年开始，三位金融专家中每届都有从事金融研究的专家，比如夏斌、陈雨露、黄益平、马骏等。但本次调整后，三位专家从事宏观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较多，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金融专家”：
蔡昉曾担任社科院副院长。社科院官网显示，蔡昉研究领域为：“三农”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领域。
王一鸣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主要涉及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科技进步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区域经济与政策等领域。
刘世锦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领域。
央行关注要点浮现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有解读说，货币政策将增加人口老龄化的关注。这有一定道理，但也说不通。比如现在碳达峰、碳中和也需要货币金融政策支持，但研究绿色金融的权威专家马骏并没有连任。
实际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变化背后可能反映了央行关注点的变化。去年8月，政治局会议首度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跨周期”是相对于“逆周期”而言的，意味着政策更关切的是传统经济周期之上的大周期和大环境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政策框架如何应对这些中长期问题。
具体到货币政策，则是保持货币供应与潜在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去年10月，央行行长易纲在《中国金融》撰文称：
需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科学把握货币政策力度，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又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将经济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减少经济波动。
去年11月，易纲在《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一文中又指出：
完善中央银行调节银行货币创造的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的长效机制，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
潜在产出是一个学术概念，也并不是新概念，只不过现在这个概念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货币政策，逐渐成为央行高层口中的高频词。
所谓潜在产出也即潜在GDP，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可供利用的经济资源在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潜在增长率不是货币可以决定的增长，而是由人口、技术、制度等安排决定。易纲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表示：
经济增长趋势等基本面是由重要经济结构性变量决定的。比如，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减缓，储蓄增加、消费和价格水平降低；技术进步也会导致价格水平下降，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对劳动力成本下降也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因素都不是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所能改变的。若因宽松货币政策而降低改革和调整的动力，反而会延误问题的解决。
简言之，潜在增长率不是货币可以决定的增长。如果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长增速，货币宽松是有用的，比如2020年，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回归潜在增速。如果实际增长超过潜在增长，还用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这不仅仅无效，而且会带来风险。
三位专家怎么看潜在增长？
三位委员正好是研究潜在增长方面的专家，尤其是刘世锦，刘世锦带领团队持续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速进行测算，研究中长期增长问题。他在2013年就主编出版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3-2022）》一书称，从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持续下滑，2013-2020年间增速将跌至中高速增长范围（6%-8％）。现在看，这一预测和实际经济增速大体吻合。此后这一报告陆续更新。
刘世锦在2019年10月份的一次演讲中指出：
我最近组织了一个团队，一直在研究潜在增长率的问题，最后算出来的，就是2020年到2025年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它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其实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在6%以下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
他还表示，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如果政策放得更松，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试图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以后出现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
新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曾担任社科院副院长，是人口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他主要从人口的角度关注潜在增长。
蔡昉近期演讲表示，目前我国人口红利已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随着2025年中国总人口到达峰值，第二个人口的转折点来临。
他认为，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导致人口红利消失和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供给侧的问题。只要能够按照潜在增长率保持增长，增长速度下行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可能产生与全球长期停滞相关的问题，即总需求的不足。如果需求因素导致实际增长不能达到潜在增长的话，经济下滑的速度就很快、很剧烈。他建议，要充分挖掘需求的潜力，尤其是居民消费潜力。
王一鸣曾担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国研中心副主任等职，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他3月20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上表示，未来五年大体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将处在5%至5.5%的区间。
他去年7月撰文提出，“十四五”时期，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突出重点，分类推进：
传统生产要素领域，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消除资源配置扭曲，把劳动力、土地、金融资源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领域，使经济达到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
在新生产要素领域，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先进技术扩散，使我国的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以释放仍然存在的追赶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