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门刹车，广州农商行因何上会前撤回IPO？此前资产质量真实性屡受监管质疑
资产质量真实性是广州农商行始终绕不过去的问题。
好不容易走到发审委审核环节，自己却突然撤回了申请材料。在A股的银行中，IPO临门一脚之际自行缩了回去的，广州农商行是第一家。
证监会12月29日披露，广州农商行撤回上市申报材料，原定于30日举行的发审委会议将取消。从2010年开始，广州农商行A股上市已筹划10年，眼看好事将近却又临门刹车，何时能再次启程？
证监会、广州农商行都未说明撤回IPO申请材料的原因。2019年提交A股上市申请后，资产质量真实性是广州农商行始终绕不过去的问题。今年4月，该行还因资产质量问题被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
2019年以来，广州农商行多次卷入债券、信托等违约事件。就在此前的11月，该行还卷入一起规模达25亿元的信托违约案。今年上半年，该行的房地产贷款不良率短短半年时间大幅上升1.78个百分点，暴涨近7倍。
因何撤回？
证监会12月29日公告称，由于广州农商行已申请撤回申报材料，原定于30日召开的2020年第183次发审委会议，对该行申报文件的审核取消。
根据2019年3月、12月两次提交的招股说明书，广州农商银行A股IPO拟发行数量为15.97亿股，在发行后总股本中的占比为14%，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核心一级资本。
上会前夕撤回申报材料，在A股银行中极为罕见。目前仍在排队的银行中，多家成立、启动上市比广州农商行早的银行，最长已经等待超过13年，至今仍未能登陆资本市场。
证监会12月18日披露，重庆银行IPO获得核准。2018年6月，该行就已向证监会提交了上市申请。更早在2007年，重庆银行就已启动上市。等待多年无果后，该行于2013年11月先行在H股上市。而2008年也提出上市计划的兰州银行，IPO进程目前仍然处于“已反馈”状态。
成立于2009年的广州农商行，最早提出A股上市计划是在2010年。但由于城商行、农商行上市闸门未开，该行2017年6月在H股上市，由此成为广州首家上市银行，尽管相比A股市场，港股上市比较容易达成，但港股的真正挑战是在上市之后，低估值、低成交一直困扰着广州农商行等早年赴港上市的区域性银行。在过去的一年，广州农商行单日成交量最高的一天为240万股，成交金额1197.57万港元，有62个交易日出现“零成交”。（见第一财经2019年4月28日《一年有2个月零成交，广州农商行“回A”心切》）
在此环境下，广州农商行提交上市申请后一年多，就能后发先至进入发审会环节，已经殊为不易。
不过，2019年下半年以来，在冲刺上市的关键时期，广州农商行董事长、副行长、董事等多名高管先后被查，引发外界对该行能否顺利登陆A股的揣测。
最先被查的是该行原董事长王继康。2019年7月，王继康辞去广州农商行董事长职务，一个月后公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7月，该行副行长、首席风险官彭志军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其间，广州金控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舫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此前的9月28日，广州农商行曾发布公告称，非执行董事李舫金因个人精力有限，请辞广州农商行非执行董事，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
此外，广州农商行的资产质量长期受到外界质疑。今年4月29日，由于申请首发过程中，该行存在部分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充分、个别违约债券会计核算前后不一致等问题，证监会对其出具了警示函。
广州农商行此次撤回申请材料，是否与资产质量有关不得而知，在相关披露中，证监会没有透露具体原因。12月29日下午，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广州农商行相关人员，但电话无人接听。
房地产不良暴增
不良贷款高发的同时， 广州农商行资产质量的真实性也受到外界质疑，这也是其回A上市路上难以回避的问题。
2019年12月，在IPO反馈意见中，证监会一口气对广州农商行提出了45个问题，包括规范性问题、信息披露问题、财务会计资料问题三个方面。证监会4月29日的监管函也提及，该行申请首发过程中，存在部分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充分、个别违约债券会计核算前后不一致等问题。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广州农商行贷款余额为5519.7亿元，金融投资规模为2375.6亿元。同期，该行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为49.76亿元，贷款、以公允价值计量且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贷款，计提金额分别为34.3亿元、2.3亿元。
评级报告显示，2019年，广州农商行计提的非信贷资产减值损失为12.14亿元，同比增加5.22亿元。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数字攀升到13.1亿元，超过去年全年。
相对于投资类资产，广州农商行贷款计提的减值损失准备可能更为充分。2019年以来，该行多次卷入债券、信托等违约事件，但计提的投资类资产信用减值损失规模却并不算大。
ST中捷11月4日公告称，收到广州农商行函件，因25亿元信托出现违约，广州农商行要求各债务人承担偿付贷款本金25亿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责任。
2017年6月，广州农商行与国通信托签订协议，设立规模25亿元的信托，预计期限48个月，信托资金随后用于向华翔（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发放贷款，ST中捷则为此签订差额补足协议。贷款发放后，借款人未偿付任何债务。
可查信息显示，2017年，晋城银行与华能信托签订合同，由晋城银行出资2亿元设立信托，向神州工程发放贷款，到期后神州工程未能偿还。广州农商行受让债权后，经展期也未能收回资金。
另外，广州农商行还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与华阳经贸集团发生诉讼。2018年10月，华阳经贸集团债券违约，目前涉及金额已超过60亿元。今年11月，法院对双方管辖权异议做出判决。
除了投资类资产，直接贷款中的房地产贷款劣变，可能给广州农商行资产质量带来了很大威胁。截至2020年6月底，广州农商行房地产类贷款不良率达2.04%，比上年底的0.26%，大幅上升1.78个百分点，暴涨近7倍。
房地产及周边行业，是广州农商行贷款投放的第二大行业。截至2019年底，房地产、建筑业和住房按揭贷款，在该行全部贷款中占比 33.19%。今年6月底，这一比例仍维持在30%左右。评级机构今年7月也表示，广州农商行房地产相关行业敞口较大，同业及投资资产风险有所暴露，加大了信用风险管理难度。在房地产融资收紧的情况下，这是否符合监管基调，也是一个疑问。
